纵论天下

一代明君兼虫王  护佑稼禾保苍生

揭开唐太宗崇拜广布晋东南之谜

    自古以来，晋东南就是中国民间信仰极为丰富的地域，各种神祇崇拜广泛分布于城市、乡村。

在长治地区，存在相当数量的唐太宗庙和唐玄宗庙，有的也叫唐王庙。唐王庙中可能供唐太宗李世民，亦可能奉唐玄宗李隆基。唐太宗崇拜与唐玄宗崇拜相比，散布地域更广。唐太宗庙不仅栖身于长治各县区，而且扩展到整个晋东南及邻近地区。

其实，长治形成玄宗信仰并不稀奇。长治古称潞州，潞州是李隆基的龙兴之地，曾经意气风发的李隆基登上龙位之前就任潞州别驾，礼贤下士，招揽人才，为日后夺取皇位暗自积蓄实力。荣登大宝后，李隆基又三次巡幸潞州，大摆宴席招待潞州父老，免除潞州几年的租税，赦免“大辟”（死刑）之下的罪犯。潞州百姓发自内心对玄宗感恩拥戴，多建玄宗庙崇祀唐明皇本在情理之中。而唐太宗李世民与上党地域素无渊源，缘何唐太宗庙却广布晋东南地区呢？或许有人说，李隆基在潞期间缅怀先祖唐太宗的丰功伟绩，授意潞州官府、百姓广建唐太宗庙以示纪念。分析是否有道理呢？

得益于发达的信息时代，网上可搜到晋东南地区的很多唐太宗庙，大致有长治市城内下南街唐太宗庙、陵川礼义镇苏村唐太宗庙、长子县南陈乡团城村唐王圣帝庙、长子县石哲镇西龙头村唐王庙、长子县西小河北庄村唐太宗圣庙、壶关县四家池唐王庙（奉唐太宗）、上党区荫城镇中村唐王庙、上党区西故县村唐王庙（祀唐太宗）、平顺县北耽车乡南峧村唐王庙、屯留区康庄村唐王庙、屯留区张店镇唐王庙村，雍正《泽州府志》记阳城香台山立唐太宗庙……与晋东南地区邻近的有安泽县安上村唐王庙、侯马市凤城乡西城村唐王李世民庙、安阳市北曲沟村唐王庙等。当然，罗列名录肯定不是晋东南地区唐太宗庙的全部，仅表明唐太宗庙广布晋东南地区之事实。称唐王庙的亦可能是玄宗庙，在此就不一一辨别了。

据万历《潞安府志》，唐太宗庙，在郡城南门内稍东，及长治之坡头岭，长子县东南古城隅，壶关县南四家池。神有吞蝗之功，故农民奉祀惟谨。这段文字记述了唐太宗庙在长治地域的分布情况及建庙缘由。那么，是否晋东南地区所有的太宗庙皆是因唐太宗吞蝗悯民而立庙奉祀呢？还须详加考述。且看某些相关碑文的记载。

长子县南陈乡团城村嘉庆十九年《唐王圣帝庙重修碑记》：“斯时村人有问于予日:‘自古帝王多矣,胡为而祀唐太宗。’予:‘盖以太宗有功德于民也。’尝考《纲目》,貞观戊子,畿内蝗。帝曰:‘民以谷命,宁食吾之肺肠,勿食民苗。’因掇数枚而吞之,则蝗虫息。而书大有,此养民之政也。庚子春,征天下贤儒为学宫,增广生员撰《五经疏》,令学者习之,此教民之道也。夫教养兼举尧、舜,未能逾焉。以及礼高年而重有徳,赈贫令而褒善良,治中因而四夷服。问民苦而政事得,外户不闭之世尚存。二喜一惧之心,种种功徳不可枚举，故享祀之。《仪》载诸祀典。此祀太宗之所由来也。”

长子县城南有唐太宗庙，惜已毁。乾隆《潞安府志》录长子县乾隆十六年《重修城南唐太宗祠记》：而兹祠则推唐之文皇为正神，配飨之殿曰虫王，皆他邑所未有。今考其祀文皇也，则以文皇值岁之旱，尝吞蝗而祝曰：“宁食吾之腹肠，而勿伤吾民之稼。”言辞恳恻，足贯神明。以九重之位，而抱穷檐之忧。当苦蝗之时，而思吞蝗之言，岂不隐隐有触乎哉。其像而祠之也若愚，其切而祝之也则诚矣。推斯意也，为父母者，体其役力，勤其劝课，俾得尽力南亩，而无虞扰害之频至，皆吞蝗类也。莅斯祠者可以惕然而心动矣。祠之建始有元之至正，历有明迄今，垂五百年。光绪《山西通志》亦云，长子县东南古城旧址,俗名高庙。元至正六年（1346年）有蝗,土人以帝尝吞蝗,立祠祷焉。唐之文皇即指唐太宗李世民，旧《唐书》即有“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，高祖第二子也”之语。

陵川礼义镇苏村唐太宗庙，村人俗称虸王庙，嘉庆三年《重修唐太宗庙碑记》也说因唐太宗吞蝗之功而建庙。

晋东南地区还有不称唐太宗庙而奉太宗为神主之庙，其碑文叙述立庙缘由与唐太宗庙同。

据晋城城区南石店村咸丰六年《虫王庙新建拜殿重修舞楼看楼记》：南石店村旧有虫王庙，一乡祈报之所也。庙居村东。庙祀虫王。虫王为唐太宗，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。夫太宗除隋之乱，比迹汤、武，致治之隆庶几成、康。考诸史实，其免租给复，遗使循省天下，亟急于民事，自汉以来未之有也。后之人以虫王祀帝，起于贞观二年三月庚午以旱蝗责躬，癸酉雨一事。余不敢引吞说，惧亵也;民不敢显称太宗，惧僭也。民以食为天，使百世无旱蝗，而民生安有不足者乎?特祀虫王，斯民亦可谓善祷也已。

高平市河西镇紫台山杜村蜡帝宫，村民俗称虫王庙，奉唐太宗李世民夫妇。乾隆年间《紫台山种松记》曰：丹河之侧有小山，曰紫台或曰虸台，其巅建八蜡之祠，土人貌唐文皇祀之。之所以称“蜡帝宫”，源于古代的“八蜡”祭祀。旧时年终岁尾农事完毕后祭祀诸神，以祈来年丰收。八蜡即八种神，一为先啬，二为司啬，三为农，四为邮表畷，五为猫虎，六为坊，七为庸，八为昆虫，即蝗螟之属。“蜡帝”就是“虫王”，因唐太宗为百姓吞蝗而被尊为“虫王”。当地一直流传唐太宗怜悯民众、镇慑蝗虫之故事。

唐太宗吞蝗一事，最早见于唐代吴兢《贞观政要》：贞观二年,京师旱,蝗虫大起。太宗入苑视禾,见蝗虫,掇数枚而曰:“人以谷为命,而汝食之,是害于百姓也。百姓有过,在予一人。尔其有灵,但当蚀我心,无害百姓。”将吞之,左右遽谏曰:“恐成疾，不可。”太宗曰:“所翼移灾联躬,何疫之避?”遂吞之,自是不复为灾。

《资治通鉴》继续叙述唐太宗吞蝗故事：贞观二年，关内旱饥，民多卖子以接衣食；己巳，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，归其父母。庚午，诏以去岁霖雨，今兹旱、蝗，赦天下。诏书略曰：“若使年谷丰稔，天下又安，移灾朕身，以存万国，是所愿也，甘心无吝。”会所在有雨，民大悦。　

内有蝗。辛卯，上入苑中，见蝗，掇数枚，祝之曰：“民以谷为命，而汝食之，宁食吾之肺肠。”举手欲吞之，左右谏曰：“恶物或成疾。”上曰：“朕为民受灾，何疾之避！”遂吞之。是岁，蝗不为灾。

  晋东南许多地方民间出笼的唐太宗关爱民生福祉，心系百姓庄稼收成的吞蝗故事，正是对官方正史记载的生动演绎与改编。安阳市北曲沟村也流行唐王吞蝗慑服虫害故事，但吞蝗的主角变成李隆基而非李世民，明显是在故事传播的过程中把主角弄错了。

地方志、相关碑文、正史记录、民间传说交相印证，互为补充，说明晋东南百姓为唐太宗立祠是共性现象，且来由一致。唐太宗崇拜在晋东南分布以两种载体出现，一种名唐太宗庙（或称唐王庙），因敬重李世民的文治武功，仰慕唐王吞蝗爱民惜民之情怀，含蓄委婉地暗借太宗神力，庇护黎民安居乐业；一种叫虫王庙（也称虸王庙，虸蚄庙，蝗虫庙，蚂蚱庙，蜡帝庙），直接以太宗为虫王，威慑蝗虫不要糟蹋百姓庄稼，保佑农业生产丰收。两者名称不同、性质不同，但神主相同，都祭祀唐太宗李世民，以李世民为虫王，期望满足稼禾不受虫害的实际需求。长子县城南太宗庙更会科学安排，“推唐之文皇为正神，配飨之殿曰虫王”，太宗既为皇帝，又兼虫王，信仰功能明确。就如关公崇拜，道家以之为关帝，佛家视之为伽蓝菩萨，商家奉之为财神，供祀的神主相同，但信仰需求不同。

古代农业社会，民以食为天，农业生产关乎国本。以当时的生产条件，人民靠天吃饭，靠地刨食，雨，雪，雹，旱，蝗等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之大敌。中国历代官修正史、各地的地方志，对发生各种灾害之事屡有陈述。以离我们最近的封建帝国清朝为例，《清史稿》中辑录的蝗虫灾害单顺治一朝就不计其数：

顺治三年七月，延安蝗；安定蝗；栾城蝗，蔽天而来；元氏蝗，初蝗未来时，先有大鸟类鹤，蔽空而来，各吐蝗数升；浑源州蝗。九月，洪洞蝗，宣乡蝗。四年三月，元氏、无极、邢台、内丘、保定蝗。六月，益都、定陶旱蝗，介休蝗，山阳商州雹蝗。七月，太谷、祁县、徐沟、岢岚蝗；静乐飞蝗蔽天食禾殆尽；定襄蝗，坠地尺许；吉州、武乡、陵州、辽州、大同蝗；广灵、潞安蝗；长治飞蝗蔽天，集树折枝；灵石飞蝗蔽天，杀稼殆尽。八月，宝鸡蝗，延安蝗，榆林蝗，泾州、庄浪等处蝗。九月，交河蝗，落地积尺许。五年五月，衡水蝗。六年三月，阳曲蝗，盂县蝗。五月，阳信蝗，害稼。六月，德州堂邑、博兴蝗。七年七月，太平、岢岚蝗，介休、宁乡蝗。十年十一月，文安、府谷蝗。十三年正月，徐海蝗。三月，玉田大旱蝗。五月，定陶大旱蝗。七月，昌平、密云、新乐、临榆蝗，灤河蝗，东平蝗。冬，昌黎大雨蝗。十五年三月，邢台、交河、清河大旱蝗，害稼。　

对待恶劣的天气、虫害等，古人沒有好的应对之策，只能祈求各路神灵护佑丰衣足食，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。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，敬奉各路神灵的庙宇应运而生。中国各地的虫王庙神主各不相同，有以鹙鸟为虫王，江南多奉刘猛将军为虫王，陕西以秦穆公、养鸟王刘稽为虫王，河南一些地方以虞舜时的伯益为虫王……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门。为何晋东南先民独以唐太宗为虫王呢？古人实际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，长子县南陈乡团城村《唐王圣帝庙重修碑记》等几通碑文的撰写者考述清楚。结合历史，简单归纳：一是李世民作为大唐王朝的开创者之一，从太原起兵伐隋，登基前转战山西各地，英明神武，即位皇帝后勤政爱民，山西人对他熟悉亲切，爱戴有加；一是李世民体恤民力，重视农业生产，在位期间颁行多项有利农业生产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，遇灾年吞蝗自责之举更凸显一代明君的高大形象。

据新《唐书》：贞观中，初税草以给诸闲，而驿马有牧田。太宗方锐意于治，官吏考课，以鳏寡少者进考，如增户法；失劝导者以减户论。配租以敛穫早晚、险易、远近为差。庸、调输以八月，发以九月。同时输者先远民。皆自概量。州府岁市土所出为贡，其价视绢之上下，无过五十匹。异物、滋味、口马、鹰犬，非有诏不献。有加配，则以代租赋。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，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。尚书左丞戴胄建议：“自王公以下，计垦田，秋熟，所在为义仓，岁凶以给民。”太宗善之，乃诏：“亩税二升，粟、麦、秔、稻，随土地所宜。宽乡敛以所种，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。田耗十四者免其半，耗十七者皆免之。商贾无田者，以其户为九等，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。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。岁不登，则以赈民；或贷为种子，则至秋而偿。”其后洛、相、幽、徐、齐、并、秦、蒲州又置常平仓，粟藏九年，米藏五年，下湿之地，粟藏五年，米藏三年，皆著于令。　

所以，古上党人民把李世民作为虫王奉祀自觉自愿，顺理成章。同时，与鹙鸟、养鸟王刘稽、伯益、刘猛将军、秦穆公等虫王相比，李世民作为帝王兼司虫王，绝对是重量级大神，神力定然在诸虫王之上。晋东南地区民众迎取唐太宗作虫王，大有“杀鸡专用牛刀”之意，诚如晋城南石店《虫王庙新建拜殿重修舞楼看楼记》所言，“斯民亦可谓善祷也已”。

至此，唐太宗崇拜广布晋东南地区之谜真相大白。这一现象和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，以潞州为龙兴之地、崇尚先祖之说亦毫无关联，完全是两回事。